晚清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近代消防组织、消防设备最先进的城市，素有“火政之善，甲于全国”的美誉。引进先进设备、创立近代组织则源于公共租界。

　　统一的救火会取代了零星的组织：租界地区原有一些商号拥有小型独立的救火队伍。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上海租界涌进大量难民，民房激增，火灾隐患日趋严重，《申报》几乎每天都有火灾新闻报道。租界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些侨民提议成立统一的救火组织，于是，1866年6月在租界工部局允许下成立了上海救火会。这个全由外侨组成的义勇救火组织，负责整个租界的火警。　　

　　新型的救火会接管了不同的私人商号手中的灭火机和其他设备。最初，只有简陋的器材洋龙（又称复式手腕唧筒、手压救火泵）等，靠人拖肩扛到火场救火。没有自来水和消防龙头，只能在地上挖几口大井，遇到火灾，就用洋龙从井中取水救火，因洋龙要靠人力抽吸，碰刭火势凶猛，人手常不够用，巡捕就捉路边行人一起帮助抽水。　　

　　1883年以后，自来水管敷设成功，租界各个便利之处都设置了救火龙头，马拉的蒸汽救火车也逐渐取代了洋龙。到了1908年，最新改良的设备包括一辆蒸汽救火车，它具有1100加仑抽水容量；800加仑的“灭火王”蒸汽马达灭火机；四辆马拉的救火车，其中三个是450加仑，一个是400加仑；一台化学的传动装置，带有60英尺救生梯、80英尺汽油马达救火梯、两个60英尺手压式救生梯；三匹马拉钩梯车；12个卷盘，带有8700英尺正在使用和5000英尺备用的救火皮带，它们是最好的外包粗帆布的橡皮皮带。1908年独立出去的法租界救火会拥有一辆70马力但莱海异马达救火车，时速40英里，能够携带云梯和足够长度的皮管，还可以用于开动一个每分钟供应2000升水的水泵。由于拥有先进的设备，救火队员的生命损失很微小，1866年至1908年，仅有2名救火队员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在多年的发展中，租界形成了良好的火灾预警系统和严密的管理制度。安装在马路上的火灾警报器和两座警钟楼，24小时严密监视突发火灾的警钟楼了望员，分段鸣钟悬旗悬灯的报警规则，新发展的火警电话，上海救火会任何时候都有若干人员和马匹整装待发，这些都使租界能够对突发火警作出迅速反应，有利于控制火势的蔓延。1907年一年中报警211次，其中不少于182次警报是来自钟楼。

　　在救火中殉职的外侨和华人：我们从晚清出版的《字林西报》上，仍可找到不少当年救火现场的报道。　　

　　如1889年4月28日，“当整个上海都在争睹体育运动会的盛况时，赛场观众都能看到的云南路一个木器店着火了。警报在下午3点20分响起……许多既是观众又是运动员的救火队员急忙赶去救助．由于距离救火站太远，他们足足花了15分钟才赶到。Bissset ＆ Co．的私人的水龙皮带第一次使用，由维克多救火队的人员负责。水抢救火队紧跟在其他队后面赶到现场。”　　

　　火烧到今天的云南路西面，这时同一方向刮来强劲的风。火焰越过街道烧向对面的房屋，大概恰好在广东路和北海路之间的街区中部，然后又扑向南北两面、烧着了整个街区的全部房屋，并继续蔓延到广东路和北海路的两头。由于消防龙头离得太远，取水十分困难，救火用水供应不足，救火队员遇到了前所未遇的困难。火在起皱的铁皮屋顶下燃烧，很难控制。直到下午6点30分，才成功地控制了火势。 
 
　　1891年6月8日“早晨6点26分，虹口火灾的警钟刚刚响过，另一起灾难又发生了。着火的是一个中国皮革商人在南京路一个小弄堂的仓库。水枪救火队不久就赶到现场，在梅塞斯·布隆丁和L·穆尔的指挥下，其他救火队的一些人和华人救火员也赶到了火场！”　　

　　《字林西报》记者写道：“火烧到一个商号房屋的底层，救火队员直接靠着这堵墙。L·德斯科尔，一个法国救火队的队员，正在把墙上的水龙带和蒸汽泵对接起来，没想到墙塌了，他恰好站在墙前，轰然而下的碎石瓦砾埋住了这个不幸的人和正在帮助他的华人救火员。当他被救出时，他已死了，随后找到了华人救火员的尸体。德斯科尔以前从未参加过救火。”　　

　　“其他的人，穆尔先生和M·E·C·皮尔斯侥幸从正在坍塌的碎石瓦砾中逃脱出来。穆尔站在那个不幸者的旁边，有人从后面用力将他推倒在小弄堂里，因此救了他。于是他命令调查是否有人受∫伤，他被告知有4个华人被埋在倒塌的墙下。”　　

　　牺牲的法国救火员年仅28岁。至于同时殒命的华人救火员的情况，记者却只字未提。

　　救火队员都渴望得到奖励：1899年以前，救火会是个不支薪水的义务消防组织，一直到1919年以后，才改为完全的雇佣制。为了加强救火会的战斗力，训练这些非专业的救火队员显得很有必要，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纪律、训练和奖惩条例。　　

　　救火会常在黄浦江边进行演习，清末以来不少文人对此都有过记载。1908年出版、英国人赖特主编的名著《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中，曾列举了一些竞赛和奖励的措施，比如“1895年，地方火灾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各队之间年度挑战赛的盾形徽章，竞赛项目通常有两个，由火政处总机师和各队领班决定。”

　　到1908年为止共举行14次比赛，水枪队曾7次获奖，其中1900年一1904年里连续5年名列前茅，成绩最好，其余灭火龙队等也都榜上有名。“近几年，工部局奖给服务年限达12年者金质奖章，服务8年者给予银质勋标，服务5年者银质奖章，授于救火中出勤率最高者以银质奖杯”，以此激励人们的荣誉感和献身精神，而“救火队员都渴望得到这些奖品”。　　

　　《商埠志》的作者常常爱拿上海与英国的消防情况作比较。他们说，上海的救火队员与其人口的比例要大于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就城区与其消防龙头配置相称这一点而言，上海要优于伦敦；连救火会的服装也有一个比较的结果：“救火会的制服确实与伦敦救火会相近”。考究作者如此比较的原意，似乎是他们竭力想让英国人相信，远离本土的遥远的中国上海，并非蛮荒之地，在英国侨民的努力下，这里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其某些方面的进步甚至并不亚于英国的大城市。他们自豪地宣称：“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把消灭火灾之重任托付给自愿的努力，是令人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