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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利尼马戏班沪上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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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10-23 14:04:45

车利尼卷土重来

  西方马戏团何时打入上海?起码在1876年葛元煦撰写第一本上海指南《沪游杂记》时,已专门列出《外国马戏》一条,对其特殊的表演场地与演出形式做了仔细介绍。到19世纪80年代,《申报》主笔黄式权的记述说,外国马戏团“来沪上已演过数次,惟车利尼班最为出色”。所以,小说《孽海花》的主人公金雯青初到十里洋场,作者也急忙安排他“看了两次车利尼马戏”(第四回),才算有了混迹上海滩的资格。回过头看看1882年6月该班在上海首演时所作中英文广告,在“西国头等马戏兽戏”之下,配的英文是“G.Chiarini`s Royai Italian Circus and Performing Animals”。因此,车利尼本人连同他所率领的马戏班原本来自意大利,应是确定无疑的。

  车利尼马戏班1882年夏首次在上海献技,除马寻手帕、女骑手跃横幅外还有绝招:一是在马上“叠罗汉”;另一绝活是骑马放炮。不过,该班的演出并不限于马戏,其他动物的表演也很抢目。如黄式权写到的虎戏:“二虎一黄一黑,声震林木。有长生者,能入笼中,使演诸剧。”其所做广告中,以“马戏”与“兽戏”相提并列,后者自应有招徕观众的独特魅力。

  四年后,即1886年夏,车利尼马戏班再度来沪。有了第一回的成功垫底,卷土重来的车利尼班这次尚未登陆上海,已是先声夺人。其盛况足以见晚清上海社会的趋新好奇风气。1886年5月16日的《申报》,首次刊出广告《新到车利尼马戏》,除马戏外,格外强调“精演兽戏”。对所演节目,其宣传的焦点,一是奇,二是新,使观众不因三年前的观赏而放弃再次临场的快乐。其开演之戏,有马上歌舞、走马换马、秋千软索、天平兑身等,各款新奇巧法,出神入化。而动物的阵容也颇可观:有非洲青狮、锡兰白象、印度虎王及巨蟒等等,各样珍禽奇兽,光怪陆离。马戏团还有各国高骏名马,细小骊驹。单是观赏广告中特别标榜的“实开辟中国所未有”的“阿非利加之狮”,已颇具号召力。

惊险表演与奇禽异兽

  果然,当5月18日下午,车利尼班所乘英国轮船德梗号抵达上海时,自公和祥码头到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戏篷,观看之人甚为拥挤,以致捕房派了二十多名巡捕维持秩序。浩浩荡荡的登岸动物吸引了记者所有的注意力,1886年5月19日《申报》就在显要位置发表了这样的《马戏到申》的报道:“计有猕猴四笼,每笼各有数头。又狗数头,猩猩、山鸡若干头。继之以马,大者廿四匹,小者十四匹。随有一车,有猛虎一笼,内盛三头;大狮一笼,亦盛三头。大蟒则装入略小之车。更有灰色大象二头,牵之以走。最奇者,一牛面作马形,昂首长鸣(注:斑马)……”这些生活在热带的稀有品种,中国人此前确实无缘亲见。这无异于把一个流动的动物园搬到上海,招摇过市,观者云集。

  从该马戏班上岸起,《申报》即派出记者专门跟踪,详加报道。这勾起了市民极大的悬念:如此凶猛狞恶的野兽,怎会任人摆布?作了层层铺垫后,记者们还进场地踏勘,把周遭环境弄个清楚明白。马戏棚位置在“文监师路及密勒路转角处”,称为三角地广场。因为表演多半在晚间进行,首先须考究的是光源:“其台上除地火灯外,又有电气灯,试燃之,余光同白昼。又恐电气或有隐现不定,另带有美国油气灯,以备可以接光。”(5月21日《申报》:《先睹为快》)。

  观看马戏的座位也分开等次,使上海的观众感到耳目一新。距离跑马道最近处为包厢(又称“官座房”),区别是“围以五彩布帏,每间可坐六人”。后面是“椅位”(广告中称为“头等校椅位”),铺设地毯,改变了中国人随地可唾的习惯。想起1903年梁启超去美国游览,对华人根深蒂固的国民性的刻画——会场中“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到场观者便忍俊不禁,为无地吐痰的国人担心。马戏班起初的定价是:官房“每房收银十三元”;“头等校椅位,每位收银二大元”。买这两种票的人可享受“入场内棚下”贴近观看的优待。其他,有垫椅位“每位收银一大元”,板位每位五角(椅位后面“以板层层铺列”,此即“板位”)。最末一等是站票,若出洋二角,亦得寓目。另有一种半价票,是专门为中国官眷所带未满十岁的孩童及仆役预备的。这个价格十天后有少许上浮,而上演二十天后,每种票价均开始下调。买票则采用西方通行的看图订座的办法。

  5月21日晚9点,车利尼马戏正式开演。接下来自5月23日始,一个月内,便有18篇《观马戏记》在《申报》陆续刊出,其密集程度令人咋舌。而且记者挖空心思,机变百出,每写必寻出新鲜话头以飨读者,着实让人佩服。其中一篇《观马戏记》,甚至放在6月15日头版头条的“社说”位置。按报道所叙,演出的开场戏是八位小演员,男女各半,由一年轻美女指挥,演出跑马,以壮观取胜。其次为小丑戏:“场上架一横木,二西孩涂面作小丑状,一跃而登。或倒挂,或横卧,或长跪,或翻斤斗,或打秋千,要皆夭矫离奇,令人不可名状。”在场的记者显然对小丑的表演印象深刻,凡有丑戏均肯多用笔墨。第三个节目也是如此:一西人自赞其马善解人意,天下无双,一小丑曰:“君虽自夸,我独不信。请于场四隅拦横木,能连跃三次者,当以五洋为注。”西人允之,马果跃而过。小丑窘,附马耳语数四,复搔其项数四,一若尽情献媚也者,马果止而不跃……第四出的主角,其表演技艺为翻斤斗,或以竹圈为道具,左右翻身穿过。接着上场的是“马上歌舞”。

  十点钟中场休息,记者又抽暇分记西人饮酒之习。即使无此嗜好者,也可另有消遣——走出大门,观赏大木柜中畜养的三条巨蛇。“最大者围可二尺余,长不可以尺数计”,其骇人程度可想;但最可观的却是,“有二鸡雏立蛇背上,寂然不动,蛇亦无吞噬意”。一幅鸡蛇和平共处的景象!多见识异域奇兽珍禽,实在可算是观马戏的附带收获。

  下半场,车利尼亲自登场,仅以一杆鞭子指挥,两匹缅甸小马即飞奔跨栏,随心所至。也有人马分离过横幅之技,其间也少不了小丑的表演:“忽两小丑联步而登,初以毡帽相掷为戏。继甲作伪死,乙扶之起,浑身僵冷,鼻息全无。因裹以单被,呼二人舁之入。将入,一人从旁击以手枪,死者忽跃起惊避。”记者解释为“犹华戏之有插科打诨也”,说得甚为妥当。然而也有叙述不够详细的,如最初上场的一幕:“二丑脚缘绳上,作种种戏法,大旨似华伶所演《三上吊》,而技则远过之。”单凭此语,未见识过《三上吊》的观众实无从想象。《点石斋画报》191号(巳十一)曾发表吴友如所绘《观西戏述略》的第一幅“直上干霄”,这已是1889年车利尼马戏班三进上海所展之技:三位演员中,两人倒挂,且一人尚伸出双手,接住从对面秋千上跃身而来的同伴。从现场观众的目不转睛举头仰望,也可见其惊心动魄。画面表现的当然只是动作高潮时一瞬间的定格,未亲临其境者欲知首尾,则可参看图像右侧的文字:“其法如津人所演之《三上吊》,以巨索贯屋梁,人缘索而上……三人者,一女二男……相距约四丈,彼此摩荡,俟两身将及,北人脱手攀南人之身,以俱南,折而回,仍攀北架以去……”

  车利尼二进上海,从5月21日至7月7日,演出时间为一个多月,虽比首次的连演两月时日稍短,但平均下来仍是每天开演一次。每夜观者约二三千人,可见沪人之痴迷依旧。

从“开门红”到“闭门羹”

  再回到1886年的首场演出,最后是以兽戏压轴,可知那时兽戏在马戏中的难度之高,分量之重。先是“象戏”,由大象表演足蹬转桶,并以鼻吹响铜角与芦笙。最惊险的还属夜深以后上演的狮戏:“升降机将狮笼摇高到一丈开外,一美人启钥入,就笼侧置一板,呼狮登,狮即举足登。其人以首置狮口内,作种种狎玩状。旋然,笼中所置花筒火星直上,狮惧,绕笼狂奔,人即跃而出。”演至此,真是“观止已”,观众自可心满意足地退场。

  而就我的观马戏经历而言,除最末出的“狮戏”未在现场观看过,其他倒都有记忆,可见中国的马戏确实深受西方影响。而表演的程式化倾向,也注定其必须游走各地,才能靠观众的更新以维持上座率。至于后来狮虎戏的取消,猜想其原因,除与此类动物后来多半成为珍稀的国家保护品种有关,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从安全考虑。当年的《申报》记者已有远见:“独是凡物皆堪笼络,而虎为猛兽,即在槛阱之中,摇尾求食,不啻鞭挞犬羊。特恐野性难驯,终不能以降伏。”并举一中国故事作为前车之鉴:曾有杭州人养虎为生,常“携笼入市,身伏笼中与虎狎,以头探虎牙”,所演诸戏与意国美女一般无二。但不幸终于发生:“一日,发触虎喉,痒而嚏,豢虎者之首已饱于虎腹中。”(《观马戏记》)如果认真推敲,悲剧的起因似乎并不在虎,倒该怪养虎人自己不小心。

  不消说,第一天的演出节目最精彩,戏班也最卖力,方可博得“开门红”。此后,则编排尽管有变换,如5月30日《申报》登载的车利尼班广告,画面两侧特意添加了“另换新戏与前不同”的字样,但训练新法既需时间,又有体能的限制,实无法如《观西戏述略》的题图人所云:“戏无尽藏,日新而月异。”倒是班主车利尼的说法更可取:“是戏阅数年始一至申江,远近风传,争先快睹。倘今晚演此剧,明晚又演彼剧,则先至者虽喜花样翻新,后来者或至未窥全豹。故每剧必连演数夜,俾人人得餍眼福,欢喜无涯也。”(《观马戏记八》,5月30日《申报》)车利尼所言虽是实情,却也透出生意人的精明与世故。

  该班既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仅在上海卖艺,自然于心不甘。他们希望开拓市场,深入内地,其拟往苏州的计划,因“腹地非通商口岸可比,诸多不便”而中止。后来车利尼又曾试探移师宁波。宁波虽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却“并无意国领事”。经由西方人任职的税务司与中国官员商议,中方的答复是:“恐马戏班中诸人有滋事等情,须先以洋五百元作押;且试演一日之后,倘有不合意之处,即当停止。”如此演出,风险太大,车利尼当然不敢接受。于是宁波之行又作罢论。吃了两回“闭门羹”,该班“因折而至东洋”(见《马戏述闻》,6月12日《申报》)。车利尼马戏班几进上海,向来都与中国地方官是否批准无关,而纯粹是租界当局作出的决定。而一经地方官出面,苏州人、宁波人便又无缘欣赏西方马戏的精彩。这也是晚清特有的尴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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