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先生生于1875年，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鲁迅比沈钧儒小六岁。两人都东渡日本留学。但鲁迅认识沈钧儒，却是在他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1909年初春，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辞职，我的学费无着了，只好把欧游临时终止，归国来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了。鲁迅对我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他托我设法，我立刻答道：‘欢迎!欢迎!’我4月间回国就职，招生延师，筹备开学，其时新任监督是沈衡山先生，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就在6月间归国来了。”　

　　沈衡山即沈钧儒。鲁迅为了照顾乃弟结婚，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经许寿裳介绍，认识了沈钧儒。沈钧儒当时任监督(校长)，鲁迅则是理化课程的教员。　

　　1909年10月，沈钧儒当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鲁迅在那里教了半年书，因与新来的监督不合，便辞职离去。　

　　1913年至1918年，沈钧儒先生与鲁迅先生时有往来，鲁迅日记中均有记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逝世。宋庆龄女士在《追忆鲁迅先生》中说：“二天早晨，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已经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了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先生。我立即到沈先生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先生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沈钧儒不顾白色恐怖，以大无畏的精神，出面为鲁迅购买墓地。他是“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十名委员之一。当日下午，鲁迅的遗体移到胶州路上海万国殡仪馆，沈钧儒送的挽辞是：“鲁迅先生不死!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语彻底去干，纵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的心头，片瞬勿离。沈钧儒谨哀挽。”瞻仰遗容的第三天下午，启灵送殡到上海万国公墓举行葬礼。沈钧儒先生在素绢上亲笔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宇，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并在墓地致悼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沈先生对鲁迅先生的感情溢于言表。　

　　1946年10月19日，全国文协在上海召开“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两干余人，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许广平等在会上讲了话。沈钧儒先生也参加这个纪念大会，并讲了话。凡是有关纪念鲁迅的活动，他都积极参与。

　　沈钧儒与鲁迅，一个从事法律工作，一个从事文学工作，虽然两人工作性质不同，但他们忧国忧民，企盼人民早日翻身，祖国早日解放的心是相通的，因之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